怀念老物件—油印机

　　我一生在文字堆里“泡了”三十多年，与我做伴的应手工具除了笔墨纸砚外，还有一件形影不离的物件，就是油印机。

　　油印机构造比较简单，外壳是一个长约80公分宽约50公分的木质立体箱子，内装三样东西：一块玻璃质的底板，一个橡胶质的推滚和一张透油的纱布。在我工作的年代里，油印是一种原始简便的印刷方法，油印机是各行各业普遍使用的印刷工具。

　　我与油印机结缘甚早。1944年的抗日时期我就接触了油印机。那时，八路军的革命活动主要在农村进行。我村是老革命根据地，我家因父亲是地下党员成了革命的“堡垒户”。那时我11岁就与八路军的地方干部成了同炕共睡的朋友。他们在我家的主要活动是印刷文件和传单，主要工具就是油印机。起初我帮他们干“下手活”，帮他们数数纸、调调墨，后来就和他们一样，参加了印刷的全过程。他们在我家住了三年，这三年我一直和油印机形影不离，随着岁月的流逝，油印机伴我走过了大半个人生。1949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滦南师范。那时学校没有正式教材，讲义、课本全靠油印机印刷。我因有当堡垒户时练就的印刷技术，就毛遂自荐当了学校印刷室的主力。1952年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师，此时虽然有了正式课本，但补充教材、授课讲义、试题考卷还得自己编写和油印。在教学岗位上，油印机成了我的得力帮手，我对它珍爱有加。白天编写刻印，夜间打夜战推油滚子，尽管手上磨出了茧子，身上沾上了油墨，我仍是满心的欢喜，从它身上我得到了不少安慰和乐趣，每当一张印刷产品“出炉”我都心生一份快意。有一次印刷讲义，不经意间满脸沾上了油墨，上课铃一响我就走进了教室，顿时引起了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这哄堂大笑就是油印机给我带来的乐趣。1955年我到县法院当了书记员，陪伴我的仍是油印机。1956至1963年我做了七年的教师进修工作。进修工作的特点是函授，要函授必须印刷讲义，印刷讲义使用油印机就成了须臾不可少的活计儿，因之在这七年的漫长时光里，是我使用油印机频率最多的高峰期。1958年我有个粗略统计，光刻印的蜡纸就用了20多筒，印刷用掉的白纸就有15令之多。进入70年代我做了领导工作，办公用具也有了打字机，这时文印工作不必我亲身所为，但我对油印机钟情有爱，仍是爱不释手。重要文件我仍亲自操作油印机来完成。人与物的关系是“久而生情”，我与油印机这个“老东旧伙”结交30多年，一直到我退休时，我对它仍存深情厚谊。1993年我退休离岗的那一天，我怀着惜别的心情办了两件事：一是将我一生中靠油印机印制的重要文件归纳整理了两大箱子，箱盖上写上了“心血结晶”四个字，珍藏在了我的书房里；一是将为我立过“战功”的最后一架油印机，经过精心擦拭装在了一个特制的铁柜里，让它留作永久纪念。

　　而今，电脑、手机、网络等先进科学技术已经走进了人们的办公领域，油印机这个老物件已经“退位让国”了，但鉴于它身上刻记着一个一定时代的烙印，闪灿着一个一定时代的历史功绩，我必须把它缅怀心底，常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