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样板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文学艺术摧残得百花零落、万木萧疏。偌大的中国，只剩下一个半作家（一个指浩然，半个指茅盾先生）和八出“样板戏”。“文革”结束后，“样板戏”沉寂多年，近几年又重现舞台，有些戏还越演越火。
学术界对“样板戏”臧否不一。“肯定派”认为尽管受过“左”的影响，尽管在人物塑造上有“高大全”的痕迹，但“样板戏”毕竟是戏剧改革的结晶，其中还不乏“红色经典”。“否定派”认为，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评价作品，“样板戏”不管怎么说都是那个畸形年代中的畸形产物。据说，巴金先生生前一听到播送“样板戏”便痛苦得彻夜难眠。巴金老人由“样板戏”想到“文革”那疯狂的岁月，想到在那场浩劫中冤死的夫人萧珊女士。
专家有专家的评论尺度，百姓有百姓的好恶标准。那么，普通老百姓当年是怎样看待“样板戏”的呢？
那时候，我正在五农场七队当农工，有幸亲历过全民大唱“样板戏”的“盛举”。在会场内外、在田间地头、在水利工地甚至在农工们居住的茅椽蓬牖的土屋里，到处都可听到男女老少大唱“样板戏”的声音。就连稚气未脱、五音不全的娃娃们也会唱那“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轻轻一抓就起来。”
京剧的唱词比较文雅，不像“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那样通俗直白。即使人们耳熟能详的唱段，普通百姓对其中唱词的理解也难免出现偏差，甚至闹出笑话。
有一位玉田籍的工友，与我同姓。这老兄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有一肚子令人捧腹的笑料，人缘好极了。他没念过什么书，但冷不丁冒出句话来，竟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
一次，田间小憩，他突然议论起“样板戏”来。
“要说江青这旗手儿，还真有两把刷子。”
本该严肃庄重的话题，听来却有点阴阳怪气。究竟是赞扬还是调侃呢？
“样板戏编得真不赖。”说这话时，他倒一板正经。“就拿‘打虎上山’那段来说，杨子荣唱的那句‘装着喊三爷’简直盖了帽儿了！”
“装着喊三爷？”我大惑不解地问。
“是啊！你想啊，杨子荣那是什么人？战斗英雄啊！他恨座山雕都恨到骨头里去了。可是，他上威虎山时扮的是土匪胡彪，没办法，见了座山雕，只好装着喊三爷了！”
听他一番妙论，我直觉一头雾水。“张哥，《智取威虎山》里有‘装着喊三爷’这句唱吗？”
“你还没听出来？”他露出鄙夷的神情，于是清清嗓子唱起来：“……为剿匪先把土匪扮，似尖刀插进威虎山。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涧，装着喊三爷，雄心……”
“算啦，算啦！”我连忙截住了他，“老哥哥哟，人家唱的是‘壮志撼山岳’哪来的‘装着喊三爷’呀！”
“什么？喊山月？我喒听了个喊三爷呢？”
四十多年过去了，想起这段往事，我仍忍俊不禁。
光清唱还不过瘾，于是队上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又排练起一至五
场的《红灯记》来。先凑合了个文武场：我拉京胡、小宋拉二胡，锣鼓铙钹也各有其主。经过一番筛选，确定了演员阵容：知青朱小民饰一至四场中的李玉和，“赴宴斗鳩山”一场中的李玉和由刚从海军复员的刘树起扮演。女知青杨久芬演小铁梅，李奶奶的扮演者是本地女青年蔺宪敏。才华横溢的唐山知青孙大鹏演鳩山，他还与原全总文工团话剧队的王笃合作担任导演。
宣传队员们兴致勃勃，但一进排练场便觉得步履维艰了。我的京胡拉得很蹩脚，武场上的哥几个也不懂京剧“锣鼓经”。几位主演尽管是几经挑选人里拔人，但毕竟没受过京剧专业训练，对什么“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一概茫然。两位导演只好根据看“样板戏”电视片的印象纠正演员的行腔运气、吐字发声乃至举手投足、一招一式，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排练，这土打土闹的《红灯记》终于和父老乡亲们见面了。那天晚上，队上的老少爷们儿、姑娘媳妇连同各家娃娃都汇集到队部大餐厅里。人们热烈地议论着，兴奋地期待着自家人排演的“样板戏”开场。
一通开场锣鼓响过，全场立马鸦雀无声。当朱小民饰演的李玉和身着铁路员工制服，手提号志灯在音乐声中登场时，全场一片啧啧声。小朱子扮相英武，嗓音洪亮，那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唱得还真有滋有味。杨久芬生就一张瓜子脸，与刘长瑜那娃娃脸的形象相差甚远。但这姑娘一穿上蓝裤红花袄，在台上把那大辫子一甩，也别有一番青春靓丽。
《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把演出推向高潮。蔺宪敏有一张得天独厚的圆盘子脸，她穿上缀了补丁的大襟袄，带上假纂儿，额头上画上皱纹，往台上一站，活脱脱的一个李奶奶。痛说家史那一大段抑扬顿挫的道白，配上
低迴悲怆的音乐，一下子吸引和感动了台下的观众。当小铁梅唱完“打不完豺狼决不下战场”与李奶奶祖孙二人高擎红灯亮相时，全场沸腾了。人们不断地鼓掌、喝彩，那份儿痴迷与狂热不亚于当下的追星族。
宣传队员们在队上敲锣打鼓地排戏，工友们却要起早贪黑地下田、人们难道没有议论？没有怨言？就此，我问过玉田籍的工友——那位唱过“装着喊三爷”的老兄。
“大伙能有啥意见呢！反正是农闲，地里也不缺这几个人。再者说，你们排戏，我们看戏，这不是个热闹？不是个乐呵？告诉你吧……”他贴在我耳边神秘兮兮地说：“唱戏总比开批斗会强吧！”
工友的话让我大彻大悟。“文革”对百姓来说是一场梦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让人人自危、乐趣全无。“文革”对文化来说是一场浩劫，群众喜欢的电影、戏剧、小说统统被打成毒草，文化园地一片荒芜。“语录歌”唱腻了，“忠字舞”跳烦了，翻来覆去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人们也看厌了。自编自演的“对口词”、“三句半”之类艺术品位太低，已不能吸引百姓的眼球。扭扭秧歌寻寻快活吧，那“拉花儿”、“跳丑”的耸肩扭臀、飞眉吊眼又有“四旧”之嫌。老百姓到哪去寻找愉悦，享受快乐呢？于是，听“样板戏”、 唱“样板戏”、自己演演“样板戏”，甚至拿“样板戏”中的道白和唱词调侃、取乐一番，便成了那特殊年代中中国百姓的特殊娱乐方式。这恐怕是“样板戏”的倡导者始料不及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