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号

堂号是个已经过了时的名词。

旧社会，庄户人家都希望过上富裕、祥和、顺心的日子，所以在盛粮食的口袋上、日常用的“肩搭”上……都要印上祈求好运的几个字，这就是堂号。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住的是两间土坯房，吃的是稗子、黄蓿、土糠老三样。对这样的苦日子，一家人只能苦熬却无力“回天”。当时我们那个村子里，在缺吃少穿苦海里挣扎的人家可以说是“成群结队”。一个“穷”字逼的人们啥法儿都想。印制堂号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招儿。那时人们讲命运、靠天吃饭的思想比较浓，把堂号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希望它显灵应验带来好运，于是家家操办户户张罗。万福堂、财旺堂、福寿堂……这些好听的字眼都融入人们的脑际成了美好的向往。在这种社会热议热求的氛围中，父亲也“眼热”了，他和全家人商量要赶这个“时兴”，但全家人多数都投反对票。母亲说：家穷咱认命了，弄那个“闲情”有啥用！二姐说：家穷指望在口袋上印几个字就变富了！父亲忙做解释说：有病乱投医，家穷多想法，万一堂号能给带来好运，咱不就脱穷皮了……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父亲下了断言：我是一家之主，这事就一定办了！为了照顾父亲的面子，迎合他想脱贫求安的心愿，一家人也就顺从了。

从操办堂号那天起，父亲简直是入了迷。为了给堂号起个吉祥如意的名字，他找来了有点“文气”的家族二哥。二哥思考了一会儿说：老叔的名字叫春起，那就叫起业堂吧！堂号起好后，还有很多发愁的事。缝制口袋没有原料，母亲找到了有织布机的姨母家，求人家帮忙织了十尺“口袋布”。接着是操办印刷的事。我们这个偏僻小庄没有人会这个手艺，父亲只好远跑五十里路，到县城一家经营印刷的小店铺里印好了“起业堂”三个字。带着这心爱之物，父亲顶着大风赶紧往家赶，不料天不作美又下起了瓢泼大雨，父亲生怕这“珍贵”的东西淋湿，竟脱下上衣把它裹得严严实实。到家后父亲已淋成了“水鸭子”但“起业堂”三字却“安然无恙”，可见老人家对堂号这码事寄托的情深和用心的良苦！

为了把“起业”这两字落实成真，一家人苦心奔波日夜操劳，母亲带着多病的身体整年织布纺线，父亲常年累月挑八根绳卖鱼卖虾，两个姐姐在两亩脊薄的盐碱地上摸爬滚打，那时我年纪小，但为了起业，也和大人一样贪黑起早。一家人豁出命来这么干，心里想的、日夜盼的，就是穿的暖吃的饱。尽管两代人这么操心费力，但天不遂人愿，从1943年堂号进家，接连三年不是“天灾”就是“人祸”。1944年地里起了蝗虫，庄稼几乎颗粒未收；1945年虽然风调雨顺，但两亩薄地只打了五斗粮食；1946年父亲赶集卖鱼不幸摔伤了腿，这真叫“绳子偏从细处折”，光治伤就拉了几十元的“饥荒”。面对这天灾人祸，母亲懊丧地说：“咱家走着背运哪！“要脱掉穷皮，这堂号是指不上了！四年的苦苦等待，等来的确是“一枕黄粱”。面对这般光景，父亲虽然有点疑惑，但对堂号起业的念头仍未彻底打消。

1945年，父亲入了党，由于党的教育和开导，他的脑袋开了窍。特别是1946年我村进行了土改。我家分了三间砖瓦房和七亩上等地，穿的再不是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吃的再不是“老三样”。面对铁铮铮的事实，他才真正领悟到：靠堂号起家是痴心妄想，跟党走闹革命才能起业成真。就在村里贫农团张贴分田分物红榜的那天晚上，他这个从来滴酒不沾的老人，竟从小卖部打了二两白酒，坐在炕头上，一边喝着还一边哼着小调。

土改至今已60多年了，由于党的雨露滋润，我家的小日子历经了脱贫、温饱、富足、小康四部曲，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遗憾的是，父亲只看到了我家刚刚起业的“曙光“，竟过早的离开了人世。老人家对穷人靠什么翻身这件事始终缅怀在心，就在弥留之际还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说：迷信堂号是走错了道，相信党，跟党走才是“正道”。

时过境迁，随着时代的变迁，堂号已被社会发展的洪流湮没了，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淡化为零了；但它是国家由弱到强中留下的一个痕迹，是人们由苦到甜的一个见证。后人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不能忘掉它。我对堂号有漫长的经历，有切肤的感受，故而，我要把它铭刻在心底，缅怀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