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胡子书记
“文革”第二年，他来到我所在的生产队当支部书记。一米九的个头，魁伟的身躯，一部络腮胡子，眉宇间透着几分刚毅，越端详越像菲德尔·卡斯特罗。
那年头，当个农场基层干部并不容易。光搞好生产远远不够，第一要务是“抓革命”：批“走资派”、斗“黑五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有那让人听着就发玄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况且，“文革”烈火仍在肆虐蔓延，没准儿哪天就会烧到自己头上。
一天晚上，农工们集中在队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突然，一位群众组织的头头站起来向大胡子书记发难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政治挂帅。可你呢？就知道催我们打秋草、打秋草，把白天的政治学习全砍掉了。这不是拿生产压革命是什么？我们贫下中农绝不答应！”
“贫下中农？你是贫下中农，难道我是地主富农？”大胡子厉声反问，“从四岁起，我妈就带着我在高尚堡要饭，那叫可怜啊！你们谁要过饭？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谁要过？”
他本来嗓门儿就大，一激动简直像吼叫了。我真替他担心，怎么能这样对待革命群众呢？
“大伙好好想想吧。”他的语气变缓和了，“都到啥节气啦？再不抓紧，苇子都长老了，没有好饲草，拿什么喂牲口？咱们都是当农工的，还不明白这个理儿？”
一句厉声反问，让发难者哑口无言。那入情入理的分析，更让农工们心服口服。从第二天起，人们又起早贪黑地下地打秋草了，那雷打不动的学“毛著”只好安排在晚上进行。
“文革”狂飙愈刮愈凶，各地都在集中火力批斗“走资派”。在农场场部，作为一把手的党委书记自然在劫难逃。这位书记是位老革命、老农垦，也是一位有口皆碑的实干家。每当农忙季节，农工们总能在田间地头看到老书记的身影。他穿一身褪色的中山装，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遍了全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对各生产队的作业进度了如指掌。这样一位兢兢业业的当家人，竟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造反派”还对他施以拳脚，在那个疯狂、荒唐的年代里，上哪儿说理去啊！
农场造反派一声令下，各生产队便轮流揪斗起老书记来。眼看，你也斗、他也斗，唯独我们生产队还在按兵不动。驻队工作组组长老王招架不住了，连忙找大胡子书记晓以利害：“无论怎么斗，咱们总得斗一回吧？再拖着不斗，人家可要斗我这个‘保皇派’了！”在老王的再三请求下，大胡子妥协了，但有一个条件：不许动武！
批斗会在队部门前的空场上进行，两位红卫兵押着老书记进入会场，人们高呼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那时候，“造反派”折腾“走资派”可谓花样百出，有一种体罚方式美其名曰“燕飞儿”：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强按着你的头一个劲地向下压、向下压，又狠掰着你的两只胳膊从背后一个劲地向高举、向高举……这是多么缺德的损招啊！兴许是大胡子书记做过交待吧，队上的红卫兵只是按
下了老书记的头，让他向革命群众弯腰请罪。而老书记的两只胳膊仍自然下垂，免受了“燕飞儿”之苦。
贫下中农代表、红卫兵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相继发言。发言稿不知出于哪位秀才之手，内容空洞、雷同，倒是用了不少那年代的“流行语”。什么“贪天之功为己有”啊，“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啊，自然还少不了那句无与伦比的咒骂：“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虽然不是盛夏，但午后的太阳依然很毒。在一片声讨中弯腰曲背近一小时的老书记，早已是气喘嘘嘘，大汗淋漓了。一些老工友实在看不下去，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那些心肠软的女人们则纷纷低下了头。
突然，大胡子书记一声怒吼震惊了全场。
“XXX!”他狂喊着老书记的名字，“抬起头来，让革命群众看看你的鬼脸儿！”
老书记在红卫兵的帮助下吃力地直起了腰，人们看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而那件上衣已湿得如水捞儿的一般。此时，站在他身旁的大胡子书记二目圆睁、咬牙切齿，活像庙宇里的凶神恶煞……
第二天下午歇烟儿时，我坐在农门的洋灰台上痴呆呆地发愣，此时大胡子书记走过来，挨在我身边坐下。
“老乡。”他原籍柏各庄，与我的老家仅相隔三里。“昨天，我在会上是不是太凶啦？”他用犀利的目光盯着我，似乎要看透我的心。
“你是在保护老书记吧？”
“怎么讲？”
“你再不让他站起来现现鬼脸儿，他都快晕倒了，是你救了他，对不？”
“别瞎说，老乡。”
“喒是瞎说呢？老百姓都水儿一样清楚啊！”
听了我的话，大胡子没有辩解，他紧蹙双眉目视远方，不知在沉思些什么……
风摇树杪，雨润柔条，又是一年春来早。稻田里水光粼粼，排农内蒹葭青青，苇丛里那知名、不知名的鸟儿婉转啁啾。海滩春色虽然美丽，但却难以舒解我心中的抑郁。在与此地一河之隔的另一农场内，父亲正被造反派轮番批斗；兄长则卷入“新线国民党”案被专政组关押；连白发苍苍的母亲也被关进“牛棚”。我担心家人的遭遇，也忧虑个人的处境。在那个法制荡然无存的岁月里，我辈真是度日如年啊！
然而，从春到夏，又从夏到秋，我却依旧平安无事。我哪里晓得这风平浪静背后的暗潮汹涌呢？
原来，那边的专案组曾派人来见大胡子书记，扬言要揪斗我，却遭到大胡子的回绝。来人还谎称，据我大哥坦白交待，新线国民党的电台已转移藏匿到我家，让队上协助搜查。大胡子听了，仰天大笑。
“他那间基疙瘩房里，穷得只有四角旮旯，那电台往哪儿藏？往哪儿掖啊？再说，他连台收音机都买不起，哪来什么电台？”
专案组人员悻悻地离去了，大胡子书记帮我逃过一劫。这件事他从未对我表白过，我是事后听知情人讲说的。
时至今日，我仍从心底感激我这位老乡。在“文革”那荒唐的岁月里，一些人的灵魂被扭曲了。儿女检举父母、妻子揭发丈夫、弟子诬告恩师、
下属出卖上级，凡此种种并不鲜见。然而，与我非亲非故的大胡子书记却能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对我施以保护。这的确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文革”那场梦魇终于过去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荡然散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胡子书记那组织、谋划、指挥、协调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被调离生产队担任过某农场党委书记，后又擢升某县县长，也曾荣任某港口建设副总指挥。尽管他官职越来越高，但二人相见时仍互称“老乡”，有时我还戏谑地叫他一声“卡斯特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