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梦人

有一个黑人小女孩儿，其祖母晚年时光痴迷于一桩古怪的事：请别人讲梦，而后自己解梦。自然，不是很多人乐意把梦讲给她。后来，她想到了一个办法，拿钱财交换别人的梦。价格公道，童叟无欺。于是，她的外孙女便热衷于卖梦给她。没有那么多的梦可卖，小女孩儿开始学着编造。编造于是锻炼了她非凡的想象力，这就是她文学创作的源起。这个小女孩儿是黑人女作家莫里森，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同样有一个中国小女孩儿，父母被打成右派，跟她神经质的祖母一起生活。很多个夜晚，祖母常常阴郁地坐在凳子上，抚摸着一只狸猫，炉火闪烁，风声凄厉，她给她讲一些惊悚的故事，哄她入睡。故事常常讲不完，不是祖母瞌睡了就是她睡着了，故事顺势在小女孩儿的睡梦里延续下去。有时，半夜她被响声惊醒，那个老女人正手舞足蹈，口里念念有词。她在驱鬼呢。女孩儿一边回忆梦里的细节，一边窥望着祖母，后又囫囵入睡。小女孩儿逐渐长大，变成了一个裁缝，变成裁缝的她学着写作，写一些阴沉的梦呓般的东西。她就是残雪，现在是国内寂寥、国外名声大噪的作家。

不是说祖母对于一个伟大的作家乃不可或缺之物，也不是说其祖母必须古怪而且老得只能用来熬汤喝，不是说童年对一个作家的意义怎样深刻，不需要说里面含有形而上的东西比如文学之于残雪是对这个世界的妥协，比如文学之于莫里森是对这个世界的重设。或者，也许，可以衍生出一个无效的跟“梦”相关的命题——文学或许是对这

个世界梦幻般的假设，当做假设的人纠结到一定时刻，不得不把它门展现出来，还可以衍生出另一个更牵强的联系——文学与梦。

现今时代，谈论文学是一件有点儿危险的事，纯文学作品越来越缺失读者，文学环境是尴尬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八十年代两段文学“黄金期”已烟消云散，期间或现在，不断地被政治化过或者已经物化了。文学对于很多过来人而言，已经成了陈年旧梦。写作相比其它艺术门类，其成本是最低的，技术含量要求也不高，而且，作文会陪伴我们漫长的学生时代，自然，会有无数人拥有“文学”情节。记得，中学时跟一个学长请教作文，他的桌子上摆着很多套价钱不菲的文集，他神秘地跟我说，我想当一名作家……别告诉别人。他的语气既骄傲又虚弱。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学集体式的狂欢已逐渐收场，文学没有变得面目全非，却也模糊不堪。

我们偏僻的乡下小镇有一个牧羊人。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记得儿时曾拿着识字本谦卑地求他写字。而今，他已行将暮年，疾病使他变成一个跛子。他家临街破败的院墙上有两扇锈蚀的铁门，门上总是有他粉笔字的句子，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那是他的作品，于他有一点儿骄傲，而外人常常拿来嘲笑一番。跟他坐在田埂上，听他说文学，微风扑面，鸟语花香，只是远处的羊群没有歌里唱得那么洁白，像乌云翻滚。他无妻无子，诗意地说法是娶了文学这个新娘，好像有点悲观，事实不是，他的衣衫总是干净的，整洁的，门前可见两排整齐的家花，泼辣地开着，他还会缝制棉布拖鞋，据说还会打毛衣。他没抛弃生活，生活也没抛弃他。等到他放牧过程中想到

“文学”时，应该猜得到他的心情应该是湿润而甜蜜的，风轻云淡，世界万物都变低了姿态，唯我独尊。

他不是一个毫无特征的人。

不知道他的铁皮箱里是否还存留着他的诗集，油印的，泛黄了，不知道诗集里是否还夹着他的照片，哈墨镜，喇叭裤，以及总是好整以暇地微笑，有那么一点翩翩少年。也不好拿他现在的生活状态来做量化，文学于他究竟一场劫难，还是哲学层面的解脱？

现在，文学早已显得落落寡欢，半遮半掩。从定义上说，文学的价值不可以按物质主义观点做衡量。文学不管是带来风光，还是带来落寞，也不管是诺奖得主，还是乡村牧羊人，似乎其中有一种东西是相似的，那就是文学终归是私人的、内向的东西，追求的人可以从精神层面找到一种相对平衡，逐渐变成身不由己的事，逐渐的学会从乏善可陈的世间寻找一份朴素、安宁、丰富，最终变成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变成信仰。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莫言获诺奖感言中如是说。文学成了喜爱它的人生理需要，它不会因为到了一个目的地而停步，因为它本身是缺乏功利的。文学的旅程，也许是一条充满象征意义之路，温暖而生动。奥古斯托·库里——《卖梦人》的作者说：我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功，而是因为我深爱着思想的世界，深爱着生活和人类。虽然好像是被“语文”化了的语境，但是可以推断，大多数作家像他一样，把写作看成关乎心灵的东西，把文学看成自身骨子里的王国，无关其它。

写作的人大概就是卖梦的人，有时卖给别人，有时卖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