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地窑

　　1942-1944年是日寇侵华最疯狂的阶段。他们在广大农村到处设立据点，以“清乡剿匪”为名经常下乡进行奸淫烧杀的大扫荡。黎民百姓被骚扰的白天东奔西跑，夜晚不敢在家里睡觉，无奈只好到野地里去睡地窑。

　　这地窑一般都搭建在离村庄较远的地边壕沟里。人们先把选好的壕沟拓宽加深，用树枝或木棒搭成框架，上面铺上些秸秆或烂草，再抹上一层稀泥，四周再培上一层厚土就落成了。这样落成的地窑高不过3米宽不足2米，长度也就是4米左右。没有窗户只凿一个小门，这小门又低又窄，进地窑只能猫腰爬行而进。因为是在低洼的壕沟里建成的，所以里面见不到一点阳光；因为窑盖只有一些烂草和一层薄泥，所以御寒防风的功能很差，常常是窖外刮大风窖内吹小风。在这样一个简陋的环境里睡觉和入地狱都就差不多少，所以当时人们把这睡地窑叫做“活人遭死罪”。

　　那时，鬼子兵清乡扫荡，他们怕遭八路军的伏击，不敢在“青纱帐”的时候进行而多是在立冬以后，因此冬季也就成了黎民百姓遭受地窑之罪的遇难期。那种遇难的惨景真叫人不寒而栗。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到处是一派人声嘈杂紧张恐慌的景象。大人们呼叫孩子的急迫声，孩子们寻爹找妈的哭泣声充斥大街小巷。一番喧闹之后，有的抱着被褥、有的提着灯笼…人们才难割难舍的离开家门，奔向那明知遭罪也得去的地窑里。

　　我从11岁就跟随大人们睡地窑，吃的那些苦真是一言难尽。

　　与我同窑患难的是一老一少，老的是年过花甲的二伯父，少的是长我3岁的家族三哥。那患难与共的悲剧至今我仍历历在目，那棲身的地窑是个冰冷的世界，身下是冻硬的土堆，身旁是冰手的泥墙。为了暖身我们爷仨，只好身贴身的挤在一起。因为窑内是个零度以下的冰窖，尽管我们身贴的再紧还是冻的浑身打哆嗦。睡这地窑不到十天，三哥和我就连腰都直不起来了。二伯父更是腰疼腿酸动身都困难，每天早晨只好由三哥和我把老人搀起。

　　这地窑是个不通气的“闷葫芦”。睡在里面时间一长就呼吸困难。有一次，我从地窑中爬起只觉得天昏地转心里发慌。三哥只好把我扶到窑外。二伯父让我披上棉被到外面去透透气。在我的记忆里，每年冬天都有因睡地窑而发生窒息的人。这窒息的程度有轻有重，隔壁的李家大哥是最重的，他是发生窒息后送到医院经抢救才救过来的。

　　我村是个有150户人家的大庄。遭睡地窑这份罪的上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下有十几岁的儿童。这场灾难最让人痛心的是给人们造成了受病伤身之苦。那时我居住的北大街因睡地窑而得腰腿病的约有50人，患湿疹病的也有40人之多，留下咳嗽哮喘、胸闷气短等后遗症更是普遍现象。所以当时有的有心人对睡地窑之苦用这样的四句话来形容：逼上梁山睡地窑、犹入地牢受煎熬、担惊受怕无宁日、忧愁伤身把罪遭。

　　熬黑夜的人盼天亮。人们从钻窑口的那天起就盼望着把这场灾难早早画上句号。盼星星盼月亮，人们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1945年的“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人们总算可以说与睡地窑“再见”了。全村的父老乡亲都为能结束这场灾难而欢心鼓舞。其中最高兴的是我家的二伯父。老人家激动之时说了这样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把我们推进地窑的是日本鬼，把我们救出地窑的是共产党，这苦难之仇一定要永世不忘，这救人之恩一定要终生图报……

　　我今年85岁了。遭睡地窑之罪是我在“总角”年代的事，如今时空已跨越7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党对人民施展的浩荡之恩，社会在变，国家在变，我家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幸福指数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家最大的变化是，我由一个童年睡地窖的“苦行僧”变成了老年住高楼的“寿星老”了。如今每当我想起这么大的变化时，我真是既庆幸又知足！

　　以史为镜可以知荣辱。把睡地窑这段历史作为镜子，我深感：社会动乱百姓受苦，歌舞升平人民享福，要摆脱这受苦之辱必须身逢盛世，要身受这享福之荣必须忠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