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称地产问题或成“十二五”最大风险
GDP屡屡超速暴露规划设计不足
“九五”计划确定的GDP增速是8%,最后实际增长8.6%,“十五”规划确定的是7%,但最后增速是9.5%。GDP的实际增速总是高于规划目标,这样的结果在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看来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通常五年发展规划都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但杨伟民说,他更愿意以专家的身份探讨规划编制中存在的不足。
杨伟民分析说,GDP的规划指标与实际完成情况差距较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地方的发展规划总是先于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布,比如,“十二五”的国家规划要明年两会期间才发布,但地方的规划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出台了。一般情况下,地方的经济增速目标都要高于国家目标,市里的目标又高于省里的目标,就这样层层加码,国家的经济增速目标甚至在有的地区成了必须完成的底线目标。
杨伟民说,地方政府都以确保完成地方指标为任务,而由于地方政府手握资源,经济增速的任务几乎都能完成,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每一个五年规划中的GDP增速总是超额完成。这背后深层的隐患是,超速的GDP是用粗放的增长方式换取的,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杨伟民看来,如果国家规划晚于地方规划发布的问题不解决,“十二五”GDP估计又要超速。
对目标的设置,杨伟民还提出,“十二五”规划中,应该继续增设约束性指标。他介绍说,“十一五”规划中,把节能减排设置为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较好。“十二五”规划中,建议增加污染减排的指标,同时应该合理讨论节能指标是不是要继续与GDP挂钩。“十一五”规划中以降低单位GDP能耗为目标,有的地方采取的路径是提高GDP的总量来稀释,这样的结果是,单位GDP的能耗可能下降了,但能源消耗的总量并没有减少,还有可能随GDP增加而上升。
此外,杨伟民还建议,应该把“开发强度”设立为“十二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他说,尽管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我国总体的开发强度还不是很高,但如果除去一些不宜开发的地区,我国的开发强度已经很高,像深圳这样的地区,能开发的区域已经非常有限。杨伟民认为,设立开发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
地产问题或成“十二五”最大风险
“房地产崩盘或成‘十二五’经济最大风险。”经济学家汤敏语出惊人。汤敏说,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最大风险,所以,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也应该考虑有哪些因素或将制约未来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地产崩盘的风险防范必须放在“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位置。
汤敏建议,应该设立一个房地产调控指数系统。他用CPI做类比说,围绕CPI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会有一系列的调整方案,甚至还会有问责措施。他说,房地产也应该有一套类似的机制,比如设立一个预警指数,当房价上涨接近预警水平了,相关的宏观政策,包括利率、土地供给等措施就开始启动,而且,这套宏观调控机制还应包括问责手段。汤敏说,他之所以提出这套方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目前的房地产相关指数或许不能全面反映房价的涨落;另外,房价调控的手段目前过于微观和随意。
在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看来,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充分考虑国内外环境,以及新旧规划的延续性。在内外环境方面,郑京平说,有6个的问题要重视:一是中国的崛起更引人关注;二是全球金融体系重构的压力增大;三是传媒和网络时代的挑战更加严重——“推特”、“微博”等方式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范围大增;四是环境与资源约束更强;五是结构失衡的矛盾亟待解决;再有就是行政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认为,“十二五”规划可能是一个处于拐点的规划,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改变了世界,可能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他说,“十一五”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十二五”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国家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除了做巨大的出口国家以外,有没有必要成为资本输出大国,这些都应该成为规划制定者思考的问题。
既要国强也要民富
除了对经济发展环境与规划本身的讨论外,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十二五”应该成为我国重要的转型时期,特别是要改变目前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这样就需要“十二五”的规划不仅要重“国强”,更要重“民富”。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特别提出,“十二五”规划要克服政府的GDP导向,在规划中写入“人民福祉”目标。她建议,人民福祉指数应该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公共服务等4个方面。这4个大指标下面又分为收入与消费、对社会环境的安全感、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子项目。
吴晓灵透露,她所供职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已经把“人民福祉”作为“十二五”的重要调研题目,她也希望这样的指标设计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最终形成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考核地方政府。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也表示,“十二五”要实现从强国到富民的转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认为,或许值得经济学家与规划制定者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基调究竟是什么,要不要在这个阶段实现国富民强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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