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张艺谋李安成长经历：仅差3岁境遇迥然不同

　　“对比李安，我们才发觉，我们有一段‘失去的时间’。这段错失的直接结果，就是失去一种温和圆润、细腻泰然的集体人格。”

　　两个同样出生在秋天的导演：1951年的张艺谋和1954年的李安，年龄相差不过3岁，多年来被当做大陆和台湾电影的代表，进行着各种比较。本文尝试以1978年为起点，细数人生节点上两人不同的取舍选择。撇开技术层面与个人风格的分析，努力在时代背景下，探讨两位杰出文艺青年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与时代洪流之间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关系。

　　1978年，他远赴美国，他在北影“试读”

　　1978年，此前数学考过零分，高考两次落榜的李安从“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毕业后，执意要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戏剧系，遭遇了当中学校长的父亲强烈反对。尽管如此，24岁的李安还是决然登上飞机远赴美国，此后20年间父子对话不超过100句。2006年李安凭借《断背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领奖的时候，他提及因在《断背山》筹备期未赶上回台湾见父亲最后一面而几度哽咽。

　　同样在1978年，陕西省咸阳市，已经上班六年的27岁国棉八厂工人张艺谋，一个自学成才的摄影文艺青年，忽然听说可以考大学的消息。他去北京电影学院报名，老师对他摄影作品大为称赞，但是难题出现了：因为年龄超标5岁，无法报名考试。电影学院给了他短短的两年学习机会，在当时其实相当于旁听和“试读”，两年后自谋出路。张艺谋最终通过努力转正成功，毕业分配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当摄影，成为第五代发轫之作《一个和八个》的摄影师。

　　同样是两年之后，李安完成了戏剧学学士学位，去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和斯派克·李成了电影制作班的同学。李安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回忆，在纽约大学，此前一直学习戏剧的他，才算是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影制作。毕业之后的1984年到1990年是李安最痛苦的蛰伏期，在美国当了六年“家庭煮夫”。而早在1988年，张艺谋已经因《红高粱》而一举成名。

　　1994年，他迈入好莱坞，他的电影搁浅

　　两人命运再次交会时，时光已经到了1994年，李安完成了他父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饮食男女》。张艺谋选择拍摄《活着》，命运总是惊人的巧合，两人又同处于创作生涯的十字路口。

　　李安选择正式跨入好莱坞主流电影制作，首先通过翻拍一部西方人耳熟能详的名著《理智与情感》开始。选择这个题材，对于华人导演是个巨大挑战。最后，李安收获了一片赞誉，实现了他被西方主流文化接受的转型。

　　而张艺谋因为1994年《活着》在国内上映受阻，马上意识到此路不通，之后他选择的所有题材都是“安全”的。拍摄《活着》这个过程对他而言又是必须的，当代历史断层的缘故，第五代优秀导演都经历了这个历史“反刍”过程：田壮壮的《蓝风筝》，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差不多完成于同一时期，都是历史反思的产物。一名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在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势必会对自己身处的土地以及之上人民的命运展开过深层次的探究。

　　而李安的好处是：关于台湾本土的思考，被李安更早一辈的侯孝贤在1989年用一部《悲情城市》解决一大半。等到了李安手上，电影政治反思的需要性大大减弱。更何况因为台湾本身地理局限，反思类作品空间并不大。

　　2000年，他重新演绎“中国武侠”，他却亦步亦趋

　　下一个节点到了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重新发掘了一个真正具备“中国元素”类型电影。武侠电影最早起步于香港，胡金铨和张彻。但是21世纪初，台湾发起，大陆接棒，《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等，2005年之前，中国银幕上如此热闹又如此贫瘠———葛优、李连杰们穿同一套衣服换个发型从1月头演到12月尾。

　　贫瘠也同样存在于张艺谋拍摄的这几部电影之中：《英雄》借用《罗生门》的结构，价值观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统一，个体牺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还有借用《雷雨》戏核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更别提《三枪》和《金陵十三钗》，无非是内心充满“小我”的小人物，遇到外部压力之后，突然高尚无私起来，顿时洒向人间都是爱。这个暗含着“灵魂改造”的意识形态产品已太司空见惯。

　　而李安则拾阶而上，自《断背山》尝试爱情超越性别的障碍；通过拍《色戒》探讨欲望的边界；而《少年Pi的奇幻漂流》涉及信仰和人生终极孤独的命题。如李安自己所说：“从学生时代开始，我拍片就有一个目的，想练习一个新的技巧。直到现在，还保留这个习惯，基本上我拍片的胃口很大，有很大的好奇心。”

　　借用专栏作家韩松落的文字：“对比李安，我们才发觉，我们有一段‘失去的时间’。这段错失的直接结果，就是失去一种温和圆润、细腻泰然的集体人格。”这是一段非常温柔的批判，而批判所指便是反思历史和现存体制。

　　成长的失去中，

　　留下什么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最近网络上对李安的赞美甚嚣尘上，这也可能是我们所遗失的美好。这种可能性和韩寒、蒋方舟丢钱包，河源启一郎丢自行车看似相关，但细究之下，其实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可能性。

　　除了成为金字塔尖的成功人士之外，张艺谋们到底能输出什么样的价值观？除了奋发图强、锲而不舍之外，还能为普通平凡人的成长贡献点了什么？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怀揣导演梦，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走上红地毯和成名成家，相比人格的完善，成功学在这个时代显得多么廉价和可笑。

　　当然你也可以说，张艺谋们无非是因为跑得快些，所以成了所有人责难的标靶。所以让我们回到1978年，假设这么一个场景：1978年，同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两个文艺青年，一个痴迷于戏剧表演24岁的李安遇到27岁的摄影爱好者张艺谋。他们相遇了，我们不知道除了一声Hi他们还会说点什么。戏剧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最终都选择了电影作为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因为电影超越了语言和政治。伟大作品其实都是伟大心灵的角逐。将电影作为时代意志的投射与更广阔的意识形态代表物来看，张艺谋们是我们处于巨大转型期必然出现的。而所有的批判都必将指向同样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每个日出便作日落不息的乘客过客看客们。

　　20多年后，张艺谋选择把女儿张末送到了纽约大学当李安校友，在当年成就李安的地方学电影，然后回中国跟着自己拍电影。看起来这是身为父亲选的最佳方案，也可能弥补了他的一些遗憾。

　　两个为了看到更广阔世界而远行的年轻人，坚持梦想固然重要。但是等到中年，实现了自我价值之后，基于土壤之上的个人反思、担当与价值观输出更为重要。

　　成长就是一场失去。但是，你要知道，最后留下些什么，我们就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撰文张冠仁)